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汉族，福建福州人，中国著名数学家，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1953年～1954年在北京四中任教，因口齿不清，被拒绝上讲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后被“停职回乡养病”，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80年当选中科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
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历任中国科学院 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发表研究论文 70 余篇，并有《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1966年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而他所发表的成果也被称之为陈氏定理。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9年，中国发表纪念陈景润的邮票。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以此纪念。
陈景润在解析数论的研究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华罗庚数学奖等多项奖励。
任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婚姻故事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发表，如旋风般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震撼着中外数学界。国内外评论说：“陈景润成了中国科学春天的一大盛景”。他被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当时陈景润身体不太好，小平同志关怀备至，会议结束后，陈景润被送入北京解放军309医院高干病房。他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医院，院领导给予了盛情的接待，医生和护士无不崇敬这位世界上第一位数学圣人。1977年11月从武汉军区派到309医院进修的由昆，被同伴们拉去看中国这位名人，这真是缘分，过去陈景润连女人名字的边都不粘，连句话都不说的人，此次年近半百的陈景润见到由昆，眼睛一亮，亲切地和由昆打招呼，请她们进来坐下，话也多了。后来由昆被派到陈景润的病房当值班医生。这样，接触的机会多了，每次由昆一出现，陈景润都特别高兴。一天，陈景润关切地问由昆，家住在哪？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成家？由昆毫不设防，她便心直口快地说：“没有，没有，还早着呢。”以后，由昆也十分关心这位中国数学家，斗转星移，彼此产生了爱情，他们在组织的帮助下结婚了。从此这位被称为“痴人”和“怪人”的数字家陈景润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了。
陈景润不仅是数学奇才，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儿子名叫陈由伟。"陈由伟"这个名字是陈景润起的。陈由是他与夫人各自的姓，伟则希望其对人类有伟大贡献的意思。陈景润对独生儿子的培养方法是：民主对待儿子。家庭民主，父子民主，母子民主，使孩子能自由自在成长，使他的思维方法更具有个性。陈景润认为，孩子有个性才能成才，文艺家、政治家、科学家都靠个性的发展才获得成功。陈景润希望儿子将来也当科学家。陈由伟天生聪明，每当他拿玩具，便好奇地把玩具解剖——拆开看个明白。一个玩具几十元，当母亲的便拉下脸来严肃批评儿子。这时，陈景润总是乐呵呵地站在儿子一边说："孩子有好奇心是件好事。他能拆开玩具证明他有求知欲望，能研究问题。当父母的要支持他才对。"儿子上小学后，常常向陈景润谈自己的事，学习、劳动或与同学的往来。陈景润认真听着，然后为孩子当参谋，或表扬或批评纠正。很快，他就获得了孩子的信任，和儿子成了朋友。陈景润认为，教育培养孩子，要因人而异，不同环境、不同性格，教育的方式方法也要不同。这正是这位举世闻名的数学家的过人之处。陈景润与由昆欣慰地讲，教育孩子要灵活，要分阶段。孩子的成长与教育方法分不开。
生活趣闻
陈景润不爱走公园，也不爱逛马路，就爱学习。学习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有一天，陈景润吃中饭的时候，摸摸脑袋，哎呀，头发太长了，应该快去理一理，要不，人家看见了，还当自己是个姑娘呢。于是，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
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挨着次序理发。陈景润拿的牌子是三十八号的小牌子。他想：轮到我还早着哩。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费掉。他赶忙走出理发店，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背起外文生字来。他背了一会，忽然想起上午读外文的时候，有个地方没看懂。不懂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弄懂，这是陈景润的脾气。他看了看手表，才十二点半。他想：先到图书馆去查一查，再回来理发还来得及，站起来就走了。谁知道，他走了不多久，就轮到他理发了。理发员叔叔大声地叫：“三十八号！谁是三十八号？快来理发！”你想想，陈景润正在图书馆里看书，他能听见理发员叔叔喊三十八号吗？
过了好些时间，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把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这才高高兴兴地往理发店走去。可是他路过外文阅览室，有各式各样的新书，可好看啦。又跑进去看起书来了，一直看到太阳下山了，他才想起理发的事儿来。他一摸口袋，那张三十八号的小牌子还好好地躺着哩。但是他来到理发店还有啥用呢，这个号码早已过时了。
陈景润进了图书馆，真好比掉进了蜜糖罐，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可不，又有一天，陈景润吃了早饭，带上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到图书馆去了。
陈景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最安静的地方，认认真真地看起书来。他一直看到中午，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馒头来，一面啃着，一面还在看书。
“丁零零……”下班的铃声响了，管理员大声地喊：“下班了，请大家离开图书馆！”人家都走了，可是陈景润根本没听见，还是一个劲地在看书呐。 管理员以为大家都离开图书馆了，就把图书馆的大门锁上，回家去了。时间悄悄地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陈景润朝窗外一看，心里说：今天的天气真怪！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天又阴啦。他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线，又坐下来看书。看着看着，忽然，他站了起来。原来，他看了一天书，开窍了。现在，他要赶回宿舍去，把昨天没做完的那道题目，继续做下去。
陈景润把书收拾好，就往外走去。图书馆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哎，管理员上哪儿去了呢？来看书的人怎么一个也没了呢？陈景润看了一下手表，啊，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他推推大门，大门锁着；他朝门外大声喊叫：“请开门！请开门！”可是没有人回答。
要是在平时，陈景润就会走回座位，继续看书，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可是，今天不行啊！他要赶回宿舍，做那道没有做完的题目呢！
他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办公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来接，只有嘟嘟的声音。他又拨了几次号码，还是没有人来接。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想起了党委书记，马上给党委书记拨了电话。
“陈景润？”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感到很奇怪。他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高兴得不得了，笑着说：“陈景润！陈景润！你辛苦了，你真是个好同志。”
党委书记马上派了几个同志，去找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陈景润向管理员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他一边说一边跑下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他打开灯，马上做起那道题目起来。
华罗庚与陈景润的师生情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访日期间心脏病复发，在东京大学的讲坛上猝然倒地，结束了他为祖国数学事业贡献不止的一生。消息传来，举国悲哀，抱病的陈景
润更是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
1985年6月2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此时，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数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劝陈景润不要去了，但陈景润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帮他穿衣、穿袜、穿鞋，由别人把他背下楼去的。到了八宝山，大家建议他先坐在车里，等仪式结束以后再扶他到华罗庚的遗像骨灰盒前鞠躬致敬，但陈景润坚持要和大家一样站在礼堂里。因参加仪式的人太多，又怕他摔倒，只好由三个人一左一右驾着胳臂，后边一-个人支撑着。就是这样，陈景润一直坚持到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结束。追悼会开了整整40分钟，他就硬撑着站了40分钟，40分钟里他一直在哭，在流泪。
华罗庚对陈景润有知遇之恩，陈景润视华罗庚更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生之间的隆情厚谊在数学界传为美谈。
1956年，厦大李文清请数学所关肇直转交华罗庚一份稿件。华罗庚接到了这个和自己相似的、饱经苦难、经历沧桑的青年的来稿，看后十分惊喜地称赞这个青年，肯动脑筋，思考问题深刻。这个青年人就是后来和华罗庚一样家喻户晓的陈景润。
回忆在中科院工作的日子陈景润如是说我从一个学校图书资料室的狭小天地走出来，突然置身于全国名家高手云集的专门研究机构，眼界大开，如鱼得水。在数学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华罗庚教授的亲切指导和帮助下，我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论研究成果，使我耳目一新。当时数学所多次举行数论讨论，经过一番苦战，我先后写出了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多篇论文。这些成果也凝结着华老的心血，他为我操了不少心，并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我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华老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正是华老的教导和熏陶，激励我逐步地走到解析数论前沿的。他是培养我成长的恩师。
华罗庚指导学生的方法是以自学为主，指定一些要读的书，参加一些讨论班，并平均两周和学生谈一下专业。在一个权威人士的带领下，不同学科的人员共同探讨同一个课题，是华罗庚从事研究和培养人才十分显著的特点。
华罗庚的好友赛尔伯格曾经说过：“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本来会对数学作出更多贡献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现在已无法猜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华罗庚如果不曾回国，陈景润的命运和遭遇必定与现在不同。
正当陈景润利用数学所的有利条件埋头工作时，1958年，全国科教系统开展了所谓的“拔白旗”政治运动，在全所大会上华罗庚、张宗燧等人被指斥为“大白旗”。批判的矛头集中到华罗庚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陈景润也因此受到牵连。
华罗庚除了给予陈景润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之外，还教会了他的学生如何对待困难和挫折，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
文革时期，四人帮曾派迟群找陈景润搜集华罗庚的黑材料，让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他的成果”。其证据是，1957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但是华罗庚在《堆垒素数论》的再版序言中已经写到，“作者趁此机会向越民义、王元、吴方、魏道政、陈景润诸同志表示谢意，他们或指出错误或给以帮助，不是他们的协同工作，再版是不会这样快就问世的。”
陈景润婉言拒绝了迟群。他单独找到华老的学生陈德泉，据实对他讲：“迟群要我揭发所谓的华老师盗窃我的成果的问题，怎么办？”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陈德泉一下又摸不清陈景润的意图，他试探着问陈景润：“华老师到底有没有盗窃你的成果？”陈景润果断地回答：“没有。”陈德泉暗暗舒了一口气：“那你就据实说吗，反正实事求是嘛。”
陈景润或许讲不出过高的政治理论，他也不会用华丽的词藻表达自己对老师、对祖国的爱，但是他的良知告诉他，搞科研没有错，尊敬老师没有错。他认定决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决不做恩将仇报的事。当有人再次来让他揭发华老师的剽窃罪状时，他断然拒绝了。来人威胁他：“我们已经掌握了人证物证。”陈景润坚决地说：“既然你们掌握了证据，还要我揭发什么！”正是凭借自己的良知和善心，陈景润保护了自己的老师，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
后来，华罗庚和陈德泉外出，路过陈景润住的医院，陈德泉建议去看望一下陈景润。由于避嫌，华罗庚没有下车，他委托陈德泉问候陈景润。陈德泉回来后，转达陈景润的话说：“华先生永远是老师，迟群说的完全没有那回事。”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景润两次出国访问、讲学。出于对老师的尊敬，每次出访之前他都要到华老家道别、请教。华罗庚曾当面对陈景润和陪同他前来的李尚杰说：“景润的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数学领域最好的成果。”陈景润则谦虚地说：“谢谢华老师，您过奖了，都是华老的栽培，我才有今天的成绩。”坐在一边的华师母忍不住插话说：“景润是够用功的，刚才你没回来，等你的几分钟，他还拿出书来看呢。”华罗庚赞许地看着学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华罗庚对自己的得意弟子也是关爱有加的。1984年当得知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时，华罗庚十分激动与难过，他说：“总不能让陈景润得这种无法工作下去的病呀！”
华罗庚1985年出访日本前，曾亲自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视正在住院治疗的弟子陈景润，并对他说：“王国湘主任（中日友好医院神经科）检查我也可能患有帕金森氏症，等我回国后，咱们都在这儿住院。”谁知，这一面竟成了陈景润与老师华罗庚的最后诀别。
陈景润对他的恩师的评价是很高的。1973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称赞他的导师华罗庚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希望他在数论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认为他在应用数学方面花了太多功夫有点可惜。
华罗庚很少评价他的学生，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学生，评价不当容易引起误会。他最多只是在个别谈话时偶尔讲几句。华罗庚曾单独对王元说过：“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当王元提起他学生的一些其它纯粹数学结果时，他仍然重复一遍：“最使我感动的是（1+2）”。
接受采访
1991年北京电视台“祝你成功”栏目记者曾问过陈景润，“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陈景润说：“是奉献，不是索取。”